也 谈 新 笛

文：上海艺术研究所陈正生

看了孙沛元先生《谈谈新笛》一文，很早就想写点补充性质的文章，今日乘兴閒聊几句。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看了孙沛元先生“新笛”一文，知道我的“新笛”理念同他是不尽相同的：孙先生的新笛是十一孔没膜大笛（大G调），我认定的新笛，是七孔没膜大G调笛。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长期不通；加上新笛的使用面不广，有些情况孙沛元先生可能不清楚。以下想说说这方面的情况。

民族乐队首先使用新笛的，恐怕是20世纪初期的上海大同乐会。当年大同乐会所製作的新笛，我的印象中可能还有一支存世。此器应该是郑觐文先生健在的时候（1935年之前）所制。郑觐文先生製作新笛之目的在于运用。可能有人会问，1933年4月9日晚，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为大同乐会拍摄《东方大乐》（即《国民大乐》，为参加1933年秋芝加哥万国博览会而易名）时的大乐队何以未见应用？由于大同乐会是业馀团体，参演人员不固定，这类中音乐器完全可能由专人演奏而演奏者未能出席，故而未见应用。这是完全可能的。另外，吾师甘涛教授（当年任中央广播电台国乐组组长）曾告知我，20世纪40年代，中央电台国乐组的民族乐队就使用过新笛。

新笛的产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20世纪30年代，趋向大型的民族乐队的产生，对乐器的声部有所要求。中国的管乐器缺乏中、低音声部；当年大同乐会就曾经製作过一些中低音管乐器。作为中音乐器的洞箫，由于音量太小，很难用于乐队之中，因此有很容易想到製作与洞箫音调相同的笛。这种大G调的笛，由于没有笛膜，音色与洞箫有点接近，故而曾被称作“横箫”；没有笛膜，又被称作新笛或闷笛。律制的改变，音准的要求和音孔距离的增大，为了方便演奏，下手便增添一孔为七孔。

20世纪30年代初，大同乐会郑觐文曾製作过十二音笛和十二音箫。如今虽然实物已不存世，但是当年实物所拍的照片依然在。此外，20世纪中期，张燮林先生也设计了十一孔笛。1957年，甘涛老师认为笔者当年製作的笛子已不错，就将他藏的筹和十一孔笛赠与笔者。可惜这两件乐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至于何时将横箫同十一孔笛结合起来，这倒是笔者未曾注意的问题。

以下想谈谈十一孔新笛设计与製作上存在的问题。

十一孔笛，笔者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此设计是无可奈何的办法——没办法设计得更好；何况张燮林对音孔位置的设定也确实动了一番脑筋。但是笔者认为，就普通的笛子而言，设计上就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因此，笔者曾写了《谈谈箫笛的“叉口”》一文，发表在《乐器》1986年第四期上。该文主要介绍了笔者通过研究，如何使箫笛最上一孔获得两个准确的半音。根据这一实际，十一孔笛的第十一孔是完全可以取消的。另外，有些音孔可以挖成两个上下排列的小孔，以减少音孔。例如第一孔改成上下紧靠的两个小分孔，就可以使下手小指仍然是“la”，而不是升“sol”，中指为“si”。这种指法便与八孔洞箫的指法完全统一了，对演奏当然就方便多了。同时笔者认为，低音笛似乎不必追求音律的齐全。

孙沛元先生也谈到新笛的音质。根据笔者的製作经验，除了吹孔不能开挖得太小而外，还必须注意吹孔部位竹子的厚度，其厚度不宜小于内径的1/5。吹孔部位竹子偏薄，不仅低音飘，高音也很难激发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