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屏箫笛由贡品、赠品向产品、艺术品、商品等多元化格局并存的转变，其发展经历了一个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曾经有辉煌的历史，也有暗淡无光的日子。是一代又一代箫笛艺人们不畏劳苦，艰难探索，世守其业，使玉屏箫笛事业一步步走向了辉煌。
（一）新中国成立前
玉屏箫笛创制成功之后，由于郑氏家境殷实，所制箫笛除作为“贡箫”和赠与上司或同僚亲友外，均为自娱自享，没有成为商品。
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86 年)，刑部右侍郎王昶(1724-1806，字德甫，号述庵，字兰泉，又字琴德，江苏青浦人。著述甚富，除《金石萃编》外，有《春融堂诗文集》六十八卷、《明词综》十二卷、《国朝词综》四十八卷、《湖海诗传》四十六卷、《续修西湖志》《青浦县志》《太仓志》《陕西旧案成编》《云南铜政全书》皆刊行于世。其未刊行者，则有《滇行日录>三卷，《征缅纪闻》三卷等10余本著作)赴云南任定边副将军，途经玉屏，县令设宴招待。王将军听说玉屏有人擅长制箫，便想索要一支，但是没有得到。此事在王昶的《滇行日录>中是这样记载的:“十二月初二日，颜君(按：指颜光祖，当时代理玉屏县令)招饮，闻玉屏有人家以工制箫擅名，声清绝。问之无夙制者，乃罢。”王昶求箫，因“无夙制者”而未得，可见“平箫玉笛”当时尚未制作成为商品。
到了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郑氏第十六代孙(郑维藩第十代孙)郑汝秀被胡林翼的“黔勇”军抓去当兵，家中妻小生活没有着落。他的妻子刘氏，为了养家糊口，开始专制祖传平箫玉笛在市场上出售。从此，玉屏传统的平箫玉笛，便由贡品、礼品变为商品。
郑汝秀别名郑芝山，聪明好学，善于吸取他人长处。他在外当了十八年兵，跑遍了江南许多地方。每到一处，都特别留意各种民族乐器的制作和演奏，极大地丰富了他的乐理知识和乐器制作技艺。回家以后，便正式创办家庭作坊，开设箫笛店铺，对外挂出“贵州省玉屏县郑芝山祖授仙师秘传精作雅颂贡箫”的招牌营业。
清光绪年间(公元1874年后)，进出贵州的官员及工商人士往来频繁。途经玉屏的，大都慕名购买平箫玉笛作为礼品或纪念品。郑汝秀全家投入生产，仍供不应求。于是，他打破嫡系秘传的传统，对外先后招收了张宝六、齐麻子、杨二林、伍将和、郑连城等共6人为学徒，增加产量，扩大经营范围。
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郑汝秀去世，遗留下他平生精心撰写的《和声鸣盛》一书传家，书中详细地阐述了箫笛制作技术，并绘有“律吕全图”、“五音全图”、“音律图说”等。可惜此书于“文革”期间被抄，至今不见。
《和声鸣盛》书稿
郑汝秀去世后，长子郑登荣(字步青)、次子郑桂荣(字丹青)继承祖业，仍以“郑芝山”牌号经营箫笛。兄弟二人刻苦攻读先父遗著《和声鸣盛》。步青将此书增加乐理，重新整理后，装订成册。丹青钻研技艺，负责制坯、刻字、打磨。步青善书法，负责书写箫笛款字，开设店铺。郑氏箫笛业逐渐兴旺发达。
与此同时，郑芝山生前所招的几个徒弟，也相继各自挂牌开店营业。他们是张宝六的青云斋、齐麻子的清音斋、杨二林的杨青斋、伍将和的伍云斋、郑连城等五家箫笛铺。从此，玉屏箫笛打破了独家生产经营的格局。但是，由于当时授徒传艺保守，这五家的产品质量远不及郑氏的产品，在销售上始终以郑氏箫笛居首。其他五家生意萧条，最后只得改变经营方式，生产半成品卖给郑家。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郑氏兄弟精制的“平箫”在英国伦敦举办的国际手工艺品展览会上获得了银质奖章。民国4年(公元1915年)，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金质奖章。
巴拿马金奖奖章
获得这个奖项，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15年，美国为了庆祝其享有开凿权的巴拿马运河开通，在美国本土旧金山举办了盛况空前的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一译“万国博览会”)。 我国应邀参加，由中国政府农工部一名副总长带队将大批展品送往旧金山。贵州的茅台酒与玉屏箫笛同期送展。玉屏箫笛因在1913年英国伦敦国际工艺品展览会上获过银奖，这次送展的产品更加精益求精，一开展就先声夺人，受到各方瞩目。各国要人在玉屏箫笛专柜前流连忘返，久久不肯离去。负责此处的中国官员多才多艺，边克服语言障碍回答各种询问，一边应邀演奏了一首首名曲。那如诉如歌的平箫声、玉笛声令在场的人都陶醉了。初时，茅台酒朴实的外貌，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掌管茅台酒的酒师听到箫笛的演奏声，颇为激动，有意无意间将一瓶茅台酒碰掉地上，酒瓶吻地的乍响和随之飘散的酒香，立即引起了人们对茅台酒的关注。经各国专家一番热烈的评议，中国贵州的玉屏箫笛和茅台酒双双夺得这次国际博览会最高荣誉——“巴拿马金奖”。从那时起，玉屏箫笛就和茅台酒、大方漆一起，成为遐迩闻名的“贵州三宝”。
玉屏箫笛《名扬海外》 浮雕
1916年，护国军王文华的部队出黔“倒袁”后，贵州军队长期驻扎湖南洪江一带地区。进入贵州的日用百货商品皆从湖南常德、洪江等地水运到玉屏，再发往贵州省内各地。贩运云南、贵州“大烟”的烟帮，也经玉屏转水运出口。一时间，大烟帮、商贾每途经玉屏，均慕名争购箫笛。郑家应接不暇，时常缺货。郑家进步扩大生产经营，并招收了陈新友、郑辉荣、吴春山、张宝山、杨福贵、王金山、唐兴有、聂凤鸣共8名徒弟。
1924年10月21日，丹青之妻又生下一子，取名辉蒸，自幼随父学习制作技艺，经营箫笛，承其祖业，成为郑氏丹青的得力帮手。
获得国际金奖后声誉的扩大，使平箫玉笛一路走俏，售价升高，变得相当昂贵。一对精制的平箫玉笛要卖7-8块银元，一般产品也达1-2块银元。此时，经营箫笛的店铺又增加了郑兹山、陈明山、吴春山等11家，年产销量多达3000余对。有的店铺与浙江、上海等地商号建立供销关系，但由于其经营的产品质量均不及“郑芝山”家，所以外销量仍以郑家为主。郑家售给北京某商号400对箫笛，总价共合银元500余块，后因商号倒闭，只收回银元100余块。郑家吸取这一教训，对外销改为先付款再寄货。销售方式的转变，使得与外地的联系减少了。加之军阀混战，匪盗横行，交通梗阻，方兴一时的箫笛业转瞬间走向衰落。
这一年，学徒王金山因家境生活困难，未满学徒期就离师开设店铺。师傅以“未出师”为名，不准开店营业，并登门问罪，捣毁店铺。王金山为传统师徒关系所迫，只得停业。但是又要谋生，便在玉屏城东南附近的宋寨秘密制作箫笛，出售给商贩或城里的其他箫笛店铺。宋寨及邻村的30多个青年农民向他学会了一些箫笛制作技艺后，也向城里出售半成品。与此同时，城东北附近的塔坡，已出现了以姚永斋为主的50多人效仿制箫笛，他们制成半成品出售给城里箫笛店主。箫笛店主将购得的半成品刻上本店铺的名号，打磨上色成成品，均在店内出售。
1930年-1932年，玉屏箫笛先后在国内的大中城市如南京、重庆、桂林、贵阳等地巡回展出，分别获得在贵阳举办的贵州工业展览会甲等银质奖章和在重庆举办的全国第二次国货展览会银奖。
平箫玉笛名扬天下，生意兴隆，国内大城市上海、天津、北京、南京、重庆等地的商家纷纷来函订货。一时间，销量大增。
抗战期间(1937年-1945年)，日寇大举入侵我国，中原地区沦陷，东北、黄河流域及江浙一带的机关，学校和大批的难民纷纷涌向大西南避难。当时的湘黔公路(即今320国道)是最重要的陆路交通，玉屏成为必经要道的中转站。一时间，购买箫笛的顾客成倍增多，玉屏城内10多家箫笛店供不应求。见此情景，很多小商贩及服务行业忙转向经营箫笛，使城内箫笛店猛增。据史料记载，当时县城内就有郑芝山、郑兹山、郑松山、郑紫山、郑岐山、张宝山、张仑山、王金山、王全山、王银山、吴春山、吴云山、彭仲山、彭松山、彭忠山、田明山、田仲山、杨春山、杨明山、黄仲山、黄云山、刘崑山、洪平山、罗云山、谢嵩山、李凤山、陈明山、聂凤鸣、松竹斋等30余家，从业人员达80余人。城郊塔坡、宋寨、枫木寨、板凳寨等乡村，也涌现出一大批自制半成品出售的箫笛生产艺人。
空前兴旺的景象，只不过是县花一现。由于大多数生产者和经营者只贪图获利，箫笛产品粗制滥造、有的还巧立招牌名称，如郑紫山、郑岐山等以“山”字的牌号与“郑芝山”牌号相混淆，鱼目混珠，外地客户难以辨别，常上当受骗，不仅抓损害了玉屏箫笛的声誉，而且使最急剧下滑，产品大量积压，没有生产基础的店铺，只得关门改行。再加之第三次国内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到处抓兵派款，弄得民不聊生。玉屏箫笛事业的从业人员也在劫难逃，有的业主被抓丁服役，有的逃亡在外，有的回乡务农。郑丹青由于其长子郑辉燕因周贫病交迫而殁，次子郑辉蒸又被抓去当兵，郑家一度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年老体弱的郑丹青再也无法承受这样巨大打击，竟致疯癫，在㵲阳河下游跳河自尽。郑家的箫笛业更是雪上加霜。这之后，郑步青便一人挑起生产经营箫笛的重担，守其业而为其业。
到1949年，箫笛店铺仅剩下郑芝山、王金山、刘崑山、洪平山、聂风鸣等几家，从业人员不足10人，且大多都是老弱病残者，玉屏箫笛处于极度萧条之中。（完）
来源：玉屏箫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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